王梓鈞 作品

0272【最後一課】(第2頁)

  “以道而存身此修道之謂教也!”

  這段話,是朱銘對王陽明的理解,還引用了明末的學術思想。

  同時,也在串聯新學與洛學,將新學與洛學的性命論合而為一,但在理論上更偏向王安石。

  朱銘依舊在煮雜粥,但煮得挑不出錯來,比當下任何一個學派都更完善。

  既然講了性命論自然而然要談到中庸。

  司理參軍黃珪問道:“朱先生怎麼看待高明與中庸?”

  朱銘毫不掩飾地回答:“舒王的道理並無不妥,但不能割裂高明與中庸。只是稍顯支離割裂,此二者本為一體,就似內聖外王不能分開來說。”

  內聖外王,本來是講君主治理國家。

  從王安石開始,闡述為中庸之道,變成君子修身處世之法。

  即“極高明處而道中庸”,高明是內聖,是用於立身處己的,中庸是外王,是用來待人處世的。

  這個觀點被洛學所攻擊,認為王安石割裂中庸之道。

  程頤罵了王安石很久,但估計晚年也想通了,把自己註解的《中庸》直接焚燬。

  呂大臨註解了《中庸》,謊稱是程頤所作。

  陳淵的老師楊時最初是王安石的弟子,後來轉為學習二程。楊時撿起呂大臨的著作,瘋狂批判王安石的中庸是墮入佛家。

  更有意思的是,朱熹身為楊時的徒子徒孫,卻說楊時才是墮入佛家,又說王安石雖稍顯割裂卻無大問題。朱熹集大成的理學,不僅傳承洛學,還帶著許多新學影子。因為他的師祖楊時,本身就做過新學弟子,本身就帶著大量新學思想。

  楊時為了與新學撇清關係,偶爾會雞蛋裡挑骨頭,朱熹卻非常平和的糾正過來。

  支使官吳懋突然說:“先生何不注《中庸》,著一本《中庸章句疏義》?”

  “我的學問不行,只能試論之。”朱銘微笑道。

  朱熹的《中庸集註》,直接抄就行了,沒有哪裡講得不對。

  其實《中庸》原文就講得很清楚,君子的中庸是“執中”,小人的中庸是“無忌”。

  即君子講中庸,有一套自己的堅持,能始終不偏不倚秉承正理。

  而小人講中庸,內心毫無堅持,行事無所顧忌。

  孔子就說過,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後世人們理解的中庸,恰好是小人的中庸。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拋棄底線而圓滑處世,還自詡貫徹中庸之道。

  一直從上午講到下午,朱銘餓著肚子講,眾人餓得肚子聽。

  皇帝禁學禁書,朱銘講別的就是,反正他講的是“新學”。

  《中庸》和《大學》經過宋代大儒重新闡釋,對中華民族的影響太深遠了,可以說塑造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即便是沒怎麼讀過書的中國人,不懂什麼中庸、大學之道,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也會向這兩本書靠攏。真正做到了百姓日用而不自知。

  甚至是國家施政,也暗合其道理,不自覺的受這兩本書影響。

  “諸君,今日講完,有緣再聚,”朱銘朝著眾人拱手,“吾完婚之後,便離開金州。婚禮一切從簡,只請幾桌親友。諸君也莫要贈送貴重禮物,寫首詩詞相贈即可。若我成婚,能湊齊五百首詩詞,也不失為一樁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