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誰與歸 作品

第三百二十四章 定義別人的過去,就是定義他們的未來(第2頁)

    考不過宦官這種卑鄙之人,這批儒學士一輩子在士林裡抬不起頭。

    馮保的氣人經,已至化境。

    “承蒙陛下謬讚。”馮保俯首說道,氣人經的道行,馮保還是差陛下一層,陛下殺人又誅心的手段,馮保不是第一次見了,讓朝士們寫文-->>
                                         
章罵王世貞,並沒有過去多久。

    “臣還有一事。”萬士和開始奏稟,他來找陛下,不僅僅是責難陳善,還有國事要提前跟陛下溝通一番。

    萬士和要說的事兒,是監當官。

    王崇古上了一本奏疏,是討論宋朝監當官利弊,而這本奏疏其實在士林裡引起了軒然大波,更加準確的說是反對。

    兩宋是一個極為割裂的年代,一方面文化登峰造極,而另一方面則是受盡了外辱,而對於監當官的評斷,大明整體評價是弊大於利。

    “兩宋朝廷大費,全藉茶、鹽、酒之利。”萬士和開始坐而論道,從稅收比例出發,討論起了監當官的利弊。

    兩宋朝廷的財政收入和歷朝歷代仰賴土地藁稅不同,兩宋財政收入,田畝稅賦的比例從沒有超過三成,最低的時候,是在宋孝宗時代,僅僅是茶、鹽、酒三項,宋孝宗時代,就超過了三千萬貫,因為頻繁的戰亂,土地荒蕪、南宋丟失了整個北方、而南方諸省開發不足這樣的背景下,宋孝宗時候,南宋商稅比例高達九成。

    這也是兩宋不設田制,國祚三百年之久的原因,兩宋朝廷實在是太有錢了!

    在頻繁戰亂、國土面積收縮、兼併蔚然成風、民亂頻繁的兩宋,朝廷有錢,那誰沒了錢?是那些無法無天、肆無忌憚、抗風險能力極強的勢要豪右嗎?

    顯然不是。

    而是那些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百姓,這些個失地的窮民苦力,生活困苦不堪。

    二百文一斤煤和五十萬馬克一塊麵包,就是聚斂興利之大害。

    朱翊鈞聽完了萬士和的說法,面露思索的說道:“先生也擔憂此事言:兩宋之時,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一州之財,置通判掌之。為節度、防禦、團練、留後、觀察、刺史者,皆預籤書金谷之事,外權勝而利歸私門。”

    高拱的反對意見被張居正歸納總結,而後寫到了奏疏裡,供陛下評斷。

    北宋是強幹弱枝而且執行的很好,但是到了南宋,財政大權的下方,藩鎮化開始出現,而監當官是這種世勢之下的執行者,一放就亂,一管就死。

    這就要考驗執政者的能力了。

    “先生在朝,就先試試唄,不行就停下,大明現在有試錯的能力。”朱翊鈞最後還是選擇了激進一點,大明有試錯能力,也是張居正肯在這本奏疏上簽名下印的原因之一。

    “萬太宰,朕有個差事交給太宰,呂宋總督國姓正茂,打算趁著收歸種植園之事,對南洋諸國進行小範圍的國情彙總,殷部堂上奏說,現在只是南洋諸國,等到日後,就是天下諸國了,這是個長久的大事,朕以為要納入大明會典之中。”朱翊鈞發出了差遣,讓萬士和為萬國做志書。

    萬士和聽聞陛下的派遣,眉頭一挑,滿臉喜氣,立刻俯首說道:“臣定當盡心做事。”

    給萬國做志書,是一件青史留名的大事,而且要納入大明會典之中,這是一份天大的功勞,皇帝把這個活兒派遣給了萬士和。

    第二天清晨,萬士和就上了一本奏疏,讓廷臣們再次刮目相看,萬士和敲定了國情彙總的幾個原則。

    首先是系統性原則,三級指標去衡量一個海外藩國的能力。

    第一級指標為基礎國力、消費能力、貿易能力、軍事能力和海貿能力,在每一個基礎國力的指標之下有四個二級指標,比如:基礎國力分為自然稟賦、人口狀況、教化、水馬路驛;消費能力分為了消費結構、消費水平、市榷數量、良港容量。

    這種分級法是系統性原則,只需要看一張表,就可以瞭解這個國家的基本概況,進而在制定對這個海外藩國政策時,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其他原則包括了風險性原則、實用性原則、可行性原則等等,比如風險性原則,主要就是考慮-->>
                                         
與其貿易的風險,當地基礎國力孱弱,消費能力薄弱,貿易無特產必須,軍事能力強橫,海寇眾多,就可以排除在外。

    經過綜合評估後,大明將會對海外番國分為三個等級,藩國、友邦、敵國。

    比如琉球就是藩國,泰西的紅毛番佛郎機就是友邦,而倭國就是敵國外患。

    如果這本國情彙總真的做成了,對於大明開海有著重要的意義,至少這些開海的商賈,必然要人手一本,可以為前途未知的海貿之事,多幾分確定性。

    “萬太宰辦事,果然是利索。”朱翊鈞對萬士和的辦事能力,做出了高度的讚賞,日後這些小國修自己國家的史書,必然要參詳萬士和的這本《海外藩國志》,那麼萬士和就有了定義別國歷史的權力。

    定義過去,就可以定義他們的未來。

    讓朱翊鈞格外意外的是,張居正這次的奪情回朝,風平浪靜,根本沒有引起任何的波瀾,朝中沒有人上奏,說張居正奪情起復是不為人子的不孝,畢竟相比較張居正的孝順,自己的命似乎更重要一些。

    這皇帝,殺孽太重了。

    而張居正被奪情起復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主持了遴選官考,即便是張居正的考卷很難很難,但依舊比陛下那套題要簡單太多了,第二件事,則是給肆無忌憚的稽稅院套上了枷鎖,即便這個枷鎖並不是十分的牢固,可有總比沒有強的多。

    稽稅院的前身是鎮撫司稽稅房,鎮撫司隸屬於錦衣衛,而錦衣衛這個衙門,是唯一一個既是外廷也是內廷的衙門,這種特殊性就註定了錦衣衛凌駕於文官之上,在大明兩百年的歷史長河中,錦衣衛即便是最為虛弱的時候,也是在宮中大璫之下,仍在百官的頭上作威作福。

    張居正主持的稽稅院文官監察,這個枷鎖不牢固就不牢固在這裡,它建立在皇帝對張居正的高度信任之上,需要時間去實踐,而後慢慢沉澱為一種常制,一旦皇帝對外廷大臣不再信任,這種監察就是可有可無罷了。

    但,仍然是,有,好過於沒有。

    朱翊鈞坐在太師椅上,手裡拿著一份格物院的雜報,看的津津有味,這是格物院格物博士耿定向和焦竑二人一起寫的文章,名字叫財富說,主要就是討論財富到底是什麼。

    “陛下,先生到了。”張宏低聲提醒著陛下。

    “宣。”

    朱翊鈞在張居正見禮之後,將手中的雜報遞了過去,張居正看了許久,十分認真的說道:“一篇雄文。”

    耿定向和焦竑二人,是不適合當官的,但是在皇家格物院裡,卻能人盡其才,這篇文章寫的很好,算是回答了大明聚斂興利的當下,一些社會問題。

    朱翊鈞頗為興奮的說道:“焦竑問耿定向:財富究竟是什麼呢?”

    “耿定向說:財富就是價值的具體體現,比如土地、金屬、穀物、織物等等實物之外,還有地契、債權、帛幣等等可以變現的虛物,而真實存在的實物和廣泛認同的虛物之外,還有財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