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誰與歸 作品
第二百五十五章 想辦法再借給他點兒(第2頁)
朱翊鈞上次打了朱翊鏐，李太后雖然很心疼，但沒說什麼，這一次，潞王看似也是胡鬧，就是鬥狠，他和他的勳衛們也都在互相對練，贏的有賞賜，輸的有懲罰，這就符合朱翊鈞的要求了。
潞王上次捱打，是因為他苛責下人，而且只有威罰，沒有恩賞，賞罰分明才能御下，顯然潞王在不斷的成長，而朱翊鈞也對潞王的教育非常上心。
廷臣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這潞王本來要送到宜城伯府去讓張居正親自培養，因為王錫爵和張居正親自陳情，最終沒能成行，讓小皇帝的教育潞王，有過之無不及，比張居正的操練更加狠厲。
還不如送去宜城伯府呢。
朱翊鈞可是少年組的天下第一高手，教一教弟弟怎麼做人的手段，還是有的。
“明歲起，官刻本四書五經，以先生註解為準，就是朕讀的那一版，鄉試、會試和殿試，增設算學，先生走後，整飭學政之事，諸位明公打算置之不理嗎？”朱翊鈞的語氣變得冷厲了幾分，六月酷熱，廷臣們卻感受到了冰冷刺骨的寒意。
張居正的新政很多，每一本都在文華殿偏殿的櫥窗裡放著，按照皇帝當初和張居正的約定，萬曆五年之後的學政教科書要以皇帝用的這一版官刻本為準，之前朱熹註解版為標準，現在以張居正註解為標準。
這個標準的改變，其實很難達成，張居正離朝後，廷臣們都當不知道，他們寧願去推漕糧海運之事，也不願意參與到這件事中，這可是要被仕林罵到死的政令。
張居正的學問自然好，張居正的註解，皇帝用過都說好，但是張居正的註解，確實是有些離經叛道。
對於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都有形而上和形而下兩種註解，這種基於矛盾說的註解，本身就在否定聖賢，否定至聖先師，因為矛盾說最根本的大道，就是矛盾相繼之下，萬物都在不斷的因為矛盾而發展。
可是儒家最講究的就是法三代之上，就是祖宗成法，就是墨守成規。
整飭學政，哪怕殺幾個提學官呢，也好過改變解釋規則。
張居正的註解，也可以不學，只要不參加科舉，不學也罷，沒人硬逼著，但是讀書不參加科舉，那為什麼要讀書？
顯而易見，朱翊鈞打算強行推行，科舉改革，需要改變對知識的解釋，同樣要增加算學，進一步推動度數旁通。
“諸位明公一臉為難，是準備裝聾作啞了？”朱翊鈞的語氣更加冰冷，大家都不提，朱翊鈞作為皇帝已經提出來了，這幫廷臣還不言語，這就是用沉默來反對。
不贊同的表達方式有很多，沉默也會是一種。
“陛下，臣以為並無不可。”戚繼光作為大將軍，作為武將，他是戎事上謹言慎行，政務上，一言不發，作為京營的大將軍，戚繼光坐在文華殿裡，大多數時間都是極為沉默。
但是在皇帝需要的時候，他會告訴陛下，京營十二萬軍兵，堅定的站在陛下的身後，陛下擁有隨時掀桌子的能力。
戚繼光雖然不明白為何連廷臣們都不太贊同，但是如果陛下覺得有必要，那就去做，將反對者在物理意義上消滅，那就不會再有反對的聲音。
朱翊鈞露出了一個笑容，看著戚繼光說道：“戚帥稍安勿躁，廷臣們又沒有伏闕，又沒有逼宮。”
廷臣們到底有沒有逼宮？如此沉默，是不是逼宮，還不是陛下一句話的事兒？
張居正、戚繼光，文武輔弼之臣。
俞大猷在旁邊笑了笑，看了一圈，也沒說話，有的時候，沉默也是一種贊同，戚繼光以勳戚之上的武勳身份表態，俞大猷不反對，就是贊同。
“陛下容稟，這加算學是早就說好的，臣以為極好，大明度數旁通以來，萬物有了經常，可謂是大明之幸，臣為陛下賀，為大明賀。”王國光首先贊同了科舉加算學，萬曆五年後科舉加算學，早在萬曆二年殿試之後，就是廷議敲定的事兒，廷臣們沒有意見。
“大司徒的意思是，先生註解的四書五經為官刻本，暫不推行？”朱翊鈞眉頭緊蹙的問道。
“先生在朝也不會同意的。”王國光十分肯定的說道，也不再沉默，而是選擇了以張居正朋黨的身份表明立場，陛下要知識的解釋權，但是時機不到，要也沒用。
“正因為先生不在朝，所以才辦。”朱翊鈞也是寸步不讓，現行的官刻本四書五經，都是朱熹那套，心學都比朱熹那套有意義，至少心學還有人講知行合一，朱熹那套，就是完蛋玩意兒。
張居正的確反對，朱翊鈞之前在講筵的時候，曾經和張居正提到過這件事，張居正非常反對，雖然看似張居正被說服了，但張居正並沒有推動，顯然張居正有顧慮。
著書立說，寫一本矛盾說是一回事兒，而將自己註解的四書五經，定為官刻本，茲事體大，就不得不慎重了。
“陛下，王陽明走後，其弟子多為袖手清談之輩，乃是前車之鑑。”王國光見陛下要一意孤行，還是講出了張居正的顧慮，不是為了身後名，是怕學問廣泛傳播後，被曲解，如果被曲解，還不如直接當做帝王書，束之宮廷高閣，僅供皇嗣使用。
因為對立和統一這種哲學觀點，本身就很難被人接受，如果有必要，可以在翰林院進講，沒必要天下官刻。
這也是張居正的意見。
“所言有理，但是先生也說過，矯枉必過正，既然要矯正，那就做吧。”朱翊鈞認為王國光說的很有道理，可他不打算改變自己的想法，而是要繼續推行。
朱翊鈞在很多時候都要比張居正更加激進，而朝中最激進的則是譚綸，尤其是新政變法這件事上，朱翊鈞比張居正更激進，做事更加大開大合，講究大水漫灌。
這就是現在廷臣們的侷限性了，他們沒有行之有效的手段，來限制大明皇帝的決策。
事實上，整個大明朝都沒有這種糾錯機制，內閣和六科給事中的確可以封駁皇帝的詔書，這就是剛才王國光做的事兒，他在反對皇帝的政令，若皇帝選擇一意孤行，那就只能順從。
這是個君君臣臣的帝制天下，王國光能夠站出來跟皇帝頂兩句，已經是用盡了全力。
而張居正作為帝師，卻可以有效的限制住皇帝的一些決策，這是特殊時代背景，也就是主少國疑之下，張居正作為實質性的最高權力擁有者可以做到。
可惜，張居正人在西山摸魚，主打就是偷懶，皇帝真的把事情搞得一團糟，他再出來收拾也不遲。
朱翊鈞的政令最後在沒有人反對、也沒有太多贊同的情況下，通過了廷議。
譚綸摸出一本奏疏說道：“直隸巡按御史郭思極彈劾川沙把總任賢，隆慶年間在蘇州衛任職時，侵吞軍需，此為隆慶四年舊案，當時任賢此人在蘇州做鎮撫，侵吞軍需折價三千五百兩銀。”
“當時就有御史彈劾，任賢脫罪，不久升轉把總，郭思極摘發其事，請朝廷問責查探。”
潞王上次捱打，是因為他苛責下人，而且只有威罰，沒有恩賞，賞罰分明才能御下，顯然潞王在不斷的成長，而朱翊鈞也對潞王的教育非常上心。
廷臣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這潞王本來要送到宜城伯府去讓張居正親自培養，因為王錫爵和張居正親自陳情，最終沒能成行，讓小皇帝的教育潞王，有過之無不及，比張居正的操練更加狠厲。
還不如送去宜城伯府呢。
朱翊鈞可是少年組的天下第一高手，教一教弟弟怎麼做人的手段，還是有的。
“明歲起，官刻本四書五經，以先生註解為準，就是朕讀的那一版，鄉試、會試和殿試，增設算學，先生走後，整飭學政之事，諸位明公打算置之不理嗎？”朱翊鈞的語氣變得冷厲了幾分，六月酷熱，廷臣們卻感受到了冰冷刺骨的寒意。
張居正的新政很多，每一本都在文華殿偏殿的櫥窗裡放著，按照皇帝當初和張居正的約定，萬曆五年之後的學政教科書要以皇帝用的這一版官刻本為準，之前朱熹註解版為標準，現在以張居正註解為標準。
這個標準的改變，其實很難達成，張居正離朝後，廷臣們都當不知道，他們寧願去推漕糧海運之事，也不願意參與到這件事中，這可是要被仕林罵到死的政令。
張居正的學問自然好，張居正的註解，皇帝用過都說好，但是張居正的註解，確實是有些離經叛道。
對於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都有形而上和形而下兩種註解，這種基於矛盾說的註解，本身就在否定聖賢，否定至聖先師，因為矛盾說最根本的大道，就是矛盾相繼之下，萬物都在不斷的因為矛盾而發展。
可是儒家最講究的就是法三代之上，就是祖宗成法，就是墨守成規。
整飭學政，哪怕殺幾個提學官呢，也好過改變解釋規則。
張居正的註解，也可以不學，只要不參加科舉，不學也罷，沒人硬逼著，但是讀書不參加科舉，那為什麼要讀書？
顯而易見，朱翊鈞打算強行推行，科舉改革，需要改變對知識的解釋，同樣要增加算學，進一步推動度數旁通。
“諸位明公一臉為難，是準備裝聾作啞了？”朱翊鈞的語氣更加冰冷，大家都不提，朱翊鈞作為皇帝已經提出來了，這幫廷臣還不言語，這就是用沉默來反對。
不贊同的表達方式有很多，沉默也會是一種。
“陛下，臣以為並無不可。”戚繼光作為大將軍，作為武將，他是戎事上謹言慎行，政務上，一言不發，作為京營的大將軍，戚繼光坐在文華殿裡，大多數時間都是極為沉默。
但是在皇帝需要的時候，他會告訴陛下，京營十二萬軍兵，堅定的站在陛下的身後，陛下擁有隨時掀桌子的能力。
戚繼光雖然不明白為何連廷臣們都不太贊同，但是如果陛下覺得有必要，那就去做，將反對者在物理意義上消滅，那就不會再有反對的聲音。
朱翊鈞露出了一個笑容，看著戚繼光說道：“戚帥稍安勿躁，廷臣們又沒有伏闕，又沒有逼宮。”
廷臣們到底有沒有逼宮？如此沉默，是不是逼宮，還不是陛下一句話的事兒？
張居正、戚繼光，文武輔弼之臣。
俞大猷在旁邊笑了笑，看了一圈，也沒說話，有的時候，沉默也是一種贊同，戚繼光以勳戚之上的武勳身份表態，俞大猷不反對，就是贊同。
“陛下容稟，這加算學是早就說好的，臣以為極好，大明度數旁通以來，萬物有了經常，可謂是大明之幸，臣為陛下賀，為大明賀。”王國光首先贊同了科舉加算學，萬曆五年後科舉加算學，早在萬曆二年殿試之後，就是廷議敲定的事兒，廷臣們沒有意見。
“大司徒的意思是，先生註解的四書五經為官刻本，暫不推行？”朱翊鈞眉頭緊蹙的問道。
“先生在朝也不會同意的。”王國光十分肯定的說道，也不再沉默，而是選擇了以張居正朋黨的身份表明立場，陛下要知識的解釋權，但是時機不到，要也沒用。
“正因為先生不在朝，所以才辦。”朱翊鈞也是寸步不讓，現行的官刻本四書五經，都是朱熹那套，心學都比朱熹那套有意義，至少心學還有人講知行合一，朱熹那套，就是完蛋玩意兒。
張居正的確反對，朱翊鈞之前在講筵的時候，曾經和張居正提到過這件事，張居正非常反對，雖然看似張居正被說服了，但張居正並沒有推動，顯然張居正有顧慮。
著書立說，寫一本矛盾說是一回事兒，而將自己註解的四書五經，定為官刻本，茲事體大，就不得不慎重了。
“陛下，王陽明走後，其弟子多為袖手清談之輩，乃是前車之鑑。”王國光見陛下要一意孤行，還是講出了張居正的顧慮，不是為了身後名，是怕學問廣泛傳播後，被曲解，如果被曲解，還不如直接當做帝王書，束之宮廷高閣，僅供皇嗣使用。
因為對立和統一這種哲學觀點，本身就很難被人接受，如果有必要，可以在翰林院進講，沒必要天下官刻。
這也是張居正的意見。
“所言有理，但是先生也說過，矯枉必過正，既然要矯正，那就做吧。”朱翊鈞認為王國光說的很有道理，可他不打算改變自己的想法，而是要繼續推行。
朱翊鈞在很多時候都要比張居正更加激進，而朝中最激進的則是譚綸，尤其是新政變法這件事上，朱翊鈞比張居正更激進，做事更加大開大合，講究大水漫灌。
這就是現在廷臣們的侷限性了，他們沒有行之有效的手段，來限制大明皇帝的決策。
事實上，整個大明朝都沒有這種糾錯機制，內閣和六科給事中的確可以封駁皇帝的詔書，這就是剛才王國光做的事兒，他在反對皇帝的政令，若皇帝選擇一意孤行，那就只能順從。
這是個君君臣臣的帝制天下，王國光能夠站出來跟皇帝頂兩句，已經是用盡了全力。
而張居正作為帝師，卻可以有效的限制住皇帝的一些決策，這是特殊時代背景，也就是主少國疑之下，張居正作為實質性的最高權力擁有者可以做到。
可惜，張居正人在西山摸魚，主打就是偷懶，皇帝真的把事情搞得一團糟，他再出來收拾也不遲。
朱翊鈞的政令最後在沒有人反對、也沒有太多贊同的情況下，通過了廷議。
譚綸摸出一本奏疏說道：“直隸巡按御史郭思極彈劾川沙把總任賢，隆慶年間在蘇州衛任職時，侵吞軍需，此為隆慶四年舊案，當時任賢此人在蘇州做鎮撫，侵吞軍需折價三千五百兩銀。”
“當時就有御史彈劾，任賢脫罪，不久升轉把總，郭思極摘發其事，請朝廷問責查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