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七章 分贓不均、賞罰不明

                朱翊鈞清楚的知道萬士和在講些什麼東西，他在講大明這個條條塊塊的基本官場體系裡，條條之間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上層和下層的割裂。

    攤派和做表，是大明財稅和吏治新政中，必然出現的現象，而王國光注意到了這種現象，吏部尚書萬士和提出了改良的辦法，那就是問責到負責人的頭上。

    值得注意的是，王國光和萬士和並沒有完全否定攤派和做表，甚至還肯定了存在一些積極意義。

    因為對於大明而言，攤派和做表的困境是因為變法導致的，這本身也是變法路上的一個坎坷，在這種風氣還沒有完全蔓延開來蔚然成風之前，大明的廷議就注意到了這種不良的風氣，並且打算尋求解決之法。

    比如做表，六冊一賬是朝廷要的表，是財稅的核心，不把這六冊一賬給做明白，大明根本不可能完成財稅改制，大明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田畝、有多少人丁，甚至連收稅都不清不楚，六冊一賬能夠做好，是大明財稅這筆糊塗賬做好的關鍵。

    做表是完全有必要的，甚至能提高效率，但是把六冊一賬變成幾十份表，是大明朝廷的要求嗎？不，只是各級老爺們，為了把責任攤派下去的手段。

    攤派也有一定的好處，比如這次江西鬧了蝗災，鬧到老好人潘季馴要殺人的地步，為了籌措糧草，朝廷還不是讓湖廣、南衙、浙江、福建、兩廣對江西進行了支援，這也是一種攤派，為災區注入了強大的動力。

    但是這攤派，只攤派了責任，不攤派權力，這不是為難做事的人？

    朝廷讓侯於趙去遼東彰武屯田，侯於趙能幹得好，但是朝廷不給侯於趙丁點權力，那侯於趙幹個屁？之前侯於趙上過屯田疏，這次隨軍征戰，莫不是朝廷給侯於趙的事權。

    朝廷讓殷正茂去平定呂宋的紅毛番，那時候的朝廷一窮二白，別說五桅過洋船了，連四百料的戰座船都沒幾艘，朝廷給不了物質支持，就給政策支持，給了殷正茂事權，殷正茂招安林阿鳳，突襲密雁港，到現在混到了國姓爺。

    當初朝廷讓殷正茂去兩廣做總督平倭，也給事權，張居正講強兵，也說要稍給武將事權。

    值得注意的是，就是稍微給一點事權，如同戚繼光、俞大猷、李成梁、劉顯、張元勳等人，都已經感恩戴德了，也不求更多，只要讓打仗，那就是好朝廷……

    萬士和的法子，就是用官帽子和大腦袋，逼著泡在青樓溫柔鄉里的老爺們，把自己手裡的權力下放給做事的人手中。

    萬士和猶豫再三，看著陛下年輕的面龐，再次俯首說道：“陛下，臣有話說。”

    “廷議，自然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朱翊鈞伸出一隻手，請萬士和、萬太宰繼續為大家講解他的吏治法，繼續他的表演。

    萬士和的手伸向了職官書屏，十分鄭重的說道：“陛下，袖手談心性的從來不是解決問題的人，高談闊論之輩，往往都在京堂，而不在地方，更加確切的說，空心的是朝廷正官，而不是地方的吏員，他們是最奔波，最辛苦，而且陛下看不到他們，就連這面職官書屏也不會將其錄入其中。”

    朱翊鈞由衷的說道：“所以，萬曆元年起，先生就讓朕效仿祖宗成法，見外官、見縣丞、見耆老、見百姓？”

    萬士和十分恭敬的俯首說道：“沒錯，這便是臣認為江陵先生，從未有過真正威震主上的原因。”

    對於張居正在當國這幾年的時間裡，是否威震主上，萬士和必須藉著這件事，做一個定性，否則會出現一些阻攔大明再起的聲音，而這些聲音很容易混淆視聽，各種雜報在嗅朝中的風力，試探著是否能夠‘撥亂反正’，萬士和希望可以藉著王國光談到的六冊一賬、考成法產生的問題和矛盾，確定張居正的聲譽。

    “大明幸甚。”朱翊鈞由衷的說道。

    于謙被斬首示眾，張居正差點被開棺鞭屍，自己的家眷被逼死了十幾口，野狗爭搶拖咬，就這兩個大明關鍵時期的關鍵先生如此的下場，朱紈、胡宗憲等等下場，看了無不是令人寒心。

    還有戚繼光，戚繼光晚年飄零，因為他知道自己還要被清算，怕連累到妻子家中，最後將家財盡數交給妻子和離，這種純粹的戰士，打著上報天子，下救黔首建軍的戚帥，都這般下場。

    大明不亡才怪。

    做事的是人，如此薄涼寡恩，求榮得辱，向心力的丟失，可想而知。

    法統的構建，其實就是向心力的構建，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等領域的向心力丟失，在萬曆年間，萬曆皇帝站起來把油門踩進了油箱裡。

    “這麼簡單的法子，為何之前沒人提到過呢？”朱翊鈞看著萬士和笑著說道。

    萬士和十分誠懇的說道：“張先生說時機沒到，所以不用提，若是時機到了，大家都會提。”

    朱翊鈞非常滿意的說道：“誠如是也，吏部把這個正官問責之事擬一個章程呈送內閣，報聞。”

    “臣遵旨。”

    張居正離朝的第一天，不僅朝臣想他，皇帝也想他。

    張居正抓吏治，第一步是破姑息，升轉全靠人情世故，這壞的是大明吏治中的人事任免權，只有將升轉的標準從人情轉為事功，才能遴選出足夠的人才來做事，把這些肯做事，能做事的人找出來，才能進一步推動吏治，為了破姑息，張居正除了立時限之外，還有草榜糊名，底冊填名等等。

    而破了姑息之後，整飭吏治才能進一步的推動。

    這就是張居正一直十分推崇的循序漸進，不是一蹴而就的，拿著皇帝的威福之權，瞎胡鬧，而是一步一個腳印的推動大明再興。

    呂調陽又拿出了一本奏疏說道：“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沈應時奏：太倉庫銀兩實在之數共六百九十八萬四千一百六十餘兩，本該五百萬餘，官廠交利六十二萬兩，稽稅房、市舶司納一百餘萬兩，故此國用充盈。”

    譚綸愣愣的說道：“今年還有這麼多？”

    去年是因為稽稅房追欠搞了一百多萬兩的外快，國帑才有了四百多萬兩的盈餘，今年的存銀直接幹到了近七百萬兩。

    “大司馬，我奏稟言，大明眼下有錢了，可不是胡說。”王國光笑著說道：“這還是今年花的多，因為要補九邊積欠。鼎建皇宮、佛塔、格物院、講武學堂，這才只有698萬兩白銀。”

    “才？！”譚綸搖了搖頭吐了口濁氣說道：“也不知道萬曆元年，誰為了先帝陵寢差的那十一萬兩陵寢工費，焦頭爛額。”

    “那時候…唉。”王國光話沒說完，所有人都沒怎麼說話，當年國用大虧，連先帝陵寢欠的錢，到萬曆元年十二月才給清。

    財用大虧是一種結果和大明國事敗壞的具體體現。

    財用大虧，往往代表著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都出了漏洞，比如軍事上的戰敗，比如政治上貪墨橫行，比如經濟上的毫無節制的蠻荒生長，比如文化中的尚奢和競奢，財用大虧是國勢敗壞的一個體現而已。

    王崇古略顯感慨的說道：“看來我還是要多多努力啊，去歲才交了六十多萬兩的利潤，實在是有愧陛下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