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誰與歸 作品
第一百二十六章 超級加倍，武裝徵稅
萬士和把殷正茂攻克呂宋，描述為了一種誤會，這是一種極其不要臉的做法，但是稍微曲筆一下，就格外合理了。
到底是結果重要，還是過程重要？其實是結果之後的影響和反饋，最為重要。
“汪道昆等人上諫，松江造船廠之爭。”張居正拿出了另外一本奏疏，這次的廷議主要內容就集中在了開海事上，想要開海，必然有船。
大明造船的事兒，出現了一些波瀾。
主要是三種思路，第一個是遵循祖宗之法，全面仿造大明永樂年間的船舶；第二個是全面仿造洋船；第三個則是中西結合，造出屬於有著大明特設的船隻來。
第一種思路很難實現，當初造船用的木頭，那都是集天下之力營建，短時間內想要恢復祖宗榮光，實在是有些困難，而且一百六十年前的造船經驗和思路，放到眼下，的確是有些落後。大明在造船上失去了商品優勢。
而第二種思路就是眼下松江府在做的事兒，這也是紅毛番為何要在呂宋設置船廠的原因，如此適合造船的木頭，在紅毛番控制的地方，根本沒有。
只分布在麓川的緬甸、暹羅、安南等地，就近取材營造也很方便，萬里海塘有柚木，這種硬木造船最為合適，而且麓川的柚木產業鏈極為穩定，供貨量足夠大，能夠立刻造船。
所以才有了三桅商船的仿造，動作極快，就已經有了船隻下水，這是一種組裝，同樣也是對大明造船能力的恢復，大明東南造船業不是沒有，而是受限於長期海禁，規模有限，朝廷辦事，那自然是攥緊了拳頭辦大事。
而第三種則是海事堂的意見，改良，也是大明朝一貫的做法。
在泰西船隻上，大明水師也發現了一些缺點，並且已經進行了改良，比如大明使用的硬帆，就遠比軟帆要實用，而且能兜八面風，航速更快，比如泰西船隻並沒有水密艙的設計。
永樂年間的水密艙設計，仍然領先於泰西，而且結構簡單，易於改良。
“原來如此，福船之所以叫福船，原來是有福之船。”朱翊鈞看完了汪道昆的奏疏才知道，福船二字的來歷，因為有水密艙的緣故，導致船隻在航行中，因為透水事故沉船的概率從九成降低到了兩成，有福之船。
在水密艙內，有一個，水眼孔位於隔艙板的底部，當隔艙板進水時，它會在水的壓力下，迅速地將水眼孔堵住，防止繼續透水沉船。
泰西船隻一旦透水，幾乎是必然沉船，而大明的水密艙思路，則是將船隻分成一個個的密閉的房間，一旦有滲水，封閉一倉，防止船隻沉沒，所以才叫福船。
這些古今合力，中西並用的思路，立刻就成為了一種主流的聲音，連朝堂都聽到了他們的奔走呼號。
張居正沉思了片刻說道：“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取長補短去蕪存菁。”
大明失去了船隻上的商品優勢，是大明失去了一百四十年，失去了船隻的供應鏈，包括了木、竹、鐵、油、麻、藤等供應，光是料就有四十多種，朝廷要造海船，這些自然要通通打通。
商品優勢的喪失，並不代表著大明設計思路已經完全落後。
造一艘船絕不是那麼輕鬆簡單，比如光是這個鐵就有切鐵、鋼鐵、建鐵、新釘、黃釘、釘坯、鐵線、鐵砧、鐵條、篙錯、秤鉈等等數種，這些都需要工辦。
松江府造船廠，從清江府、蘇州府、淮安府、揚州府等地一共招募了三千二百六十名船匠，六千多名力役，還有用工辦料南兵三百一十七名，專門負責守備、法例等事兒的稽查。
這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想要實現它，必然需要一個高效的朝堂去調度，顯然考成法之下的大明，可以做到。
松江造船廠從設立之初，也曾陷入了短暫的迷茫之中，錢花了、人到了、料到了，到底造些什麼船比較合適？殷正茂打下來呂宋，把馬尼拉造船廠裡的資料，一股腦送到的松江府，既然紅毛番用這種船隻遠渡重洋而來，那就造這種船先湊合著用，先解決有沒有，再解決好不好的問題。
顯然松江造船廠和海事學堂都對解決好不好非常關切，古今合力，中西並用就成為了一種主流。
這種古今合力，中西並用也不只是小皇帝第一個提出來的，大明改良鳥銃、佛朗機炮，都是基於這種思路，這種改良的思想，歷史悠久。
這件事還真得朝廷來做個決斷，而且需要決斷力，否則吵起來沒完沒了，也沒有人能擔這個違背祖宗家法，祖宗的東西不好，洋船好的風力輿論一起，船廠還要不要乾了？松江造船廠當然知道怎麼做才好，但是如此的政治壓力，不是一個造船廠能夠決定的。
這就是大明政治僵化的具體體現，當一個新興事物出現的時候，首要考量的是政治影響。
這句話本身就是朱翊鈞對外交流的批示，也沒什麼好反駁的，要罵也是罵嘉靖老道士，他最先開始改良火繩槍，改良佛朗機炮，這是祖宗成法，敬天法祖那可是乾清宮的四個大字。
廷議仍在繼續，吵鬧的事兒還是收正賦的問題，國不富、民也窮，而且還田的問題也是個擺在案桌之上一個極大的問題。
“還田之後如何收正賦呢？過去的糧長因為長期的兼併已經革除，眼下大明的正賦，根本就是搶，權豪大戶收不到，只能從小民身上搜刮，小民又沒有，每年夏秋兩稅，都要打起來，著實是難辦。”萬士和談到了大明的普遍現象。
海瑞也是有些感慨的說道：“確實普遍如此，我在應天府的時候，也發現了這種惡性的週而復始。”
“所以殷部堂在極南，又是拆門又是搬床，朝中知其魚肉縉紳權豪，可是能如何？這匪剿不剿？這倭寇平不平？只能任由殷部堂為非作歹了。”葛守禮也滿是感慨的說道。
海瑞魚肉縉紳被彈劾回家閒住不得籤書公事了，而殷正茂已經登門踏戶了，朝中不聞不問。
大明朝堂的明公們，是陛下鑑定過可以帶到太廟給祖宗們看看的臣子，不是臭魚爛蝦，也不是酒囊飯袋。
其實他們討論的，這就涉及到了一個遍佈大明內外的普遍現象，也是一個不能觸碰的話題，小民武裝抗稅，或者說民亂。
權豪們是極其擅長一個王道法門，製造民亂。
那就是將朝廷收稅的壓力向下轉移，逼迫朝廷不能增稅，甚至不能收稅。
這也是當年倭患的主要矛盾，朝廷要收稅，要設立月港都餉館這樣的鈔關抽分，權豪們，就立刻向下朘剝，釀起民亂。
這就是顧紹芳那個秀才面對朝堂還田命令時候，出的絕戶計，權豪們也早就形成了路徑依賴，把百姓逼到沒有活路，落草為匪，入海為寇，逼的朝廷不能收稅。
悲觀的王之誥略微無奈的說道：“姑息賄政大弊已成，積重難返。”
“難難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掌翰林院事王錫爵也是感慨萬千。
到底是結果重要，還是過程重要？其實是結果之後的影響和反饋，最為重要。
“汪道昆等人上諫，松江造船廠之爭。”張居正拿出了另外一本奏疏，這次的廷議主要內容就集中在了開海事上，想要開海，必然有船。
大明造船的事兒，出現了一些波瀾。
主要是三種思路，第一個是遵循祖宗之法，全面仿造大明永樂年間的船舶；第二個是全面仿造洋船；第三個則是中西結合，造出屬於有著大明特設的船隻來。
第一種思路很難實現，當初造船用的木頭，那都是集天下之力營建，短時間內想要恢復祖宗榮光，實在是有些困難，而且一百六十年前的造船經驗和思路，放到眼下，的確是有些落後。大明在造船上失去了商品優勢。
而第二種思路就是眼下松江府在做的事兒，這也是紅毛番為何要在呂宋設置船廠的原因，如此適合造船的木頭，在紅毛番控制的地方，根本沒有。
只分布在麓川的緬甸、暹羅、安南等地，就近取材營造也很方便，萬里海塘有柚木，這種硬木造船最為合適，而且麓川的柚木產業鏈極為穩定，供貨量足夠大，能夠立刻造船。
所以才有了三桅商船的仿造，動作極快，就已經有了船隻下水，這是一種組裝，同樣也是對大明造船能力的恢復，大明東南造船業不是沒有，而是受限於長期海禁，規模有限，朝廷辦事，那自然是攥緊了拳頭辦大事。
而第三種則是海事堂的意見，改良，也是大明朝一貫的做法。
在泰西船隻上，大明水師也發現了一些缺點，並且已經進行了改良，比如大明使用的硬帆，就遠比軟帆要實用，而且能兜八面風，航速更快，比如泰西船隻並沒有水密艙的設計。
永樂年間的水密艙設計，仍然領先於泰西，而且結構簡單，易於改良。
“原來如此，福船之所以叫福船，原來是有福之船。”朱翊鈞看完了汪道昆的奏疏才知道，福船二字的來歷，因為有水密艙的緣故，導致船隻在航行中，因為透水事故沉船的概率從九成降低到了兩成，有福之船。
在水密艙內，有一個，水眼孔位於隔艙板的底部，當隔艙板進水時，它會在水的壓力下，迅速地將水眼孔堵住，防止繼續透水沉船。
泰西船隻一旦透水，幾乎是必然沉船，而大明的水密艙思路，則是將船隻分成一個個的密閉的房間，一旦有滲水，封閉一倉，防止船隻沉沒，所以才叫福船。
這些古今合力，中西並用的思路，立刻就成為了一種主流的聲音，連朝堂都聽到了他們的奔走呼號。
張居正沉思了片刻說道：“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取長補短去蕪存菁。”
大明失去了船隻上的商品優勢，是大明失去了一百四十年，失去了船隻的供應鏈，包括了木、竹、鐵、油、麻、藤等供應，光是料就有四十多種，朝廷要造海船，這些自然要通通打通。
商品優勢的喪失，並不代表著大明設計思路已經完全落後。
造一艘船絕不是那麼輕鬆簡單，比如光是這個鐵就有切鐵、鋼鐵、建鐵、新釘、黃釘、釘坯、鐵線、鐵砧、鐵條、篙錯、秤鉈等等數種，這些都需要工辦。
松江府造船廠，從清江府、蘇州府、淮安府、揚州府等地一共招募了三千二百六十名船匠，六千多名力役，還有用工辦料南兵三百一十七名，專門負責守備、法例等事兒的稽查。
這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想要實現它，必然需要一個高效的朝堂去調度，顯然考成法之下的大明，可以做到。
松江造船廠從設立之初，也曾陷入了短暫的迷茫之中，錢花了、人到了、料到了，到底造些什麼船比較合適？殷正茂打下來呂宋，把馬尼拉造船廠裡的資料，一股腦送到的松江府，既然紅毛番用這種船隻遠渡重洋而來，那就造這種船先湊合著用，先解決有沒有，再解決好不好的問題。
顯然松江造船廠和海事學堂都對解決好不好非常關切，古今合力，中西並用就成為了一種主流。
這種古今合力，中西並用也不只是小皇帝第一個提出來的，大明改良鳥銃、佛朗機炮，都是基於這種思路，這種改良的思想，歷史悠久。
這件事還真得朝廷來做個決斷，而且需要決斷力，否則吵起來沒完沒了，也沒有人能擔這個違背祖宗家法，祖宗的東西不好，洋船好的風力輿論一起，船廠還要不要乾了？松江造船廠當然知道怎麼做才好，但是如此的政治壓力，不是一個造船廠能夠決定的。
這就是大明政治僵化的具體體現，當一個新興事物出現的時候，首要考量的是政治影響。
這句話本身就是朱翊鈞對外交流的批示，也沒什麼好反駁的，要罵也是罵嘉靖老道士，他最先開始改良火繩槍，改良佛朗機炮，這是祖宗成法，敬天法祖那可是乾清宮的四個大字。
廷議仍在繼續，吵鬧的事兒還是收正賦的問題，國不富、民也窮，而且還田的問題也是個擺在案桌之上一個極大的問題。
“還田之後如何收正賦呢？過去的糧長因為長期的兼併已經革除，眼下大明的正賦，根本就是搶，權豪大戶收不到，只能從小民身上搜刮，小民又沒有，每年夏秋兩稅，都要打起來，著實是難辦。”萬士和談到了大明的普遍現象。
海瑞也是有些感慨的說道：“確實普遍如此，我在應天府的時候，也發現了這種惡性的週而復始。”
“所以殷部堂在極南，又是拆門又是搬床，朝中知其魚肉縉紳權豪，可是能如何？這匪剿不剿？這倭寇平不平？只能任由殷部堂為非作歹了。”葛守禮也滿是感慨的說道。
海瑞魚肉縉紳被彈劾回家閒住不得籤書公事了，而殷正茂已經登門踏戶了，朝中不聞不問。
大明朝堂的明公們，是陛下鑑定過可以帶到太廟給祖宗們看看的臣子，不是臭魚爛蝦，也不是酒囊飯袋。
其實他們討論的，這就涉及到了一個遍佈大明內外的普遍現象，也是一個不能觸碰的話題，小民武裝抗稅，或者說民亂。
權豪們是極其擅長一個王道法門，製造民亂。
那就是將朝廷收稅的壓力向下轉移，逼迫朝廷不能增稅，甚至不能收稅。
這也是當年倭患的主要矛盾，朝廷要收稅，要設立月港都餉館這樣的鈔關抽分，權豪們，就立刻向下朘剝，釀起民亂。
這就是顧紹芳那個秀才面對朝堂還田命令時候，出的絕戶計，權豪們也早就形成了路徑依賴，把百姓逼到沒有活路，落草為匪，入海為寇，逼的朝廷不能收稅。
悲觀的王之誥略微無奈的說道：“姑息賄政大弊已成，積重難返。”
“難難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掌翰林院事王錫爵也是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