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最後的拼圖
【1989年6月
奧克蘭,加利福尼亞州。
我在奧克蘭度過了兩個糟糕的賽季,在1989年4月常規賽結束後,我能預感到我在這裡的日子不會太久了。
我在主教練崗位上付出了很多,我的家人做了很大的犧牲,金州勇士是一支充滿天賦和才華的球隊,我和穆林、里奇蒙德等球員都很合得來,他們喜歡我的執教風格,那種輕快、速度型的打法,我們達成了共識。
可是勇士的戰績不盡如人意,在1989賽季我們沒能進入季後賽,我們的防守始終是個問題,我們缺少內線支撐,僅僅依靠外線的攻擊活力能打出漂亮的比賽,但無法贏下比賽。
勇士的新老闆似乎缺乏一些耐心,在1987年夏天他們在談判不順暢的情況下,終止了和喬治-卡爾的合作。
其實卡爾在1987賽季帶的不錯,他們殺入了季後賽並且和開拓者打了一個很激烈的系列賽。
可能和開拓者的系列賽觸動了吉姆-菲茨傑拉德,剛從雄鹿過來執掌勇士的他迫切想要打出漂亮的成績。
緊跟著他們找到了我,我很猶豫,但拉姆齊和鮑比-貝爾曼都鼓勵我做出嘗試。
nBA雖然競爭非常激烈,但在場下教練們會互相幫助,像迪克-莫塔、菲爾-約翰遜、羅蘭-託德、斯科特-羅伯特森、阿歷克斯-漢納姆等,都在我成為教練的道路上給予了知識和支持,我始終感謝他們。
在和家人商議後,我接受了勇士隊的邀請,我期望在主教練的位置上迎接一些挑戰。
事實證明這個決定有些草率,在勇士我沒有達成自己的執教目標,我們缺少一個足夠有影響力的大個子,這讓我們在比賽中時常舉步維艱。
尤其是當你適應了球隊裡有阿甘這種球員時,你再執教一個沒有他的球隊你會非常抓狂。
我在波特蘭的三個賽季,見證了阿甘對整個球隊的影響和改變,當我離開時少了他才意識到他是個多麼優秀、多麼重要的球員。
他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從球場內到球場外,在波特蘭有些比賽你甚至不用指揮,他會搞定大部分問題。
到了勇士不同,很多問題要反覆的提,然後問題依舊會反覆出現。
喬-巴里-卡羅爾很有天賦,在有些比賽中他能打出令人驚歎的表現,但次數越來越少,他需要激勵。
而拉爾夫-桑普森來到勇士時,他已經不再是過去那個全美最佳球員了,膝蓋傷病毀掉了他,他能站在場上已經很了不起。
我的戰術思路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球員們努力去執行,我們總能打出漂亮的進攻,可是無法拿下勝利,因為缺少防守。
常規賽結束後,我和勇士進行了新一輪的合同談判,之前我們只簽訂了三年合約,第三年勇士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決定是否終止合約。
菲茨傑拉德把我叫到辦公室,表示球隊決定不執行最後一年合同,他感謝我兩個賽季在勇士的付出。
喬治-卡爾的命運在我身上再現,我想他知道這一結果時,肯定在西班牙皇家馬德里偷笑。
不過我和他的區別在於,喬治-卡爾在丟掉工作後只能暫時去CBA(大陸籃球協會),去西班牙聯賽執教。
而我知道,波特蘭還是我的家,我可以回家。】
————1991年出版阿德爾曼撰寫《the long hot ter》,節選。
傑裡-韋斯特在助理教練的選擇上考慮了不少人選,他在聯盟人脈很廣,一起合作過的球員、教練很多。
但要找一個和鮑比-貝爾曼合拍的教練並不容易。
來到波特蘭後,彼得洛維奇和迪瓦茨被安頓在了新秀的獨棟公寓。
韋斯特則住在奧斯威戈湖山公園的社區中——那裡曾經是奇奇-範德維奇和德雷克斯勒住過的地方。
鮑比-貝爾曼也住在那裡,他買了一套房子,一個人獨居,離韋斯特住的地方不遠。
每天清晨起床,鮑比-貝爾曼會開始鐵人三項的鍛鍊,游泳、自行車、跑步,一直到中午。
這是貝爾曼和傑克-拉姆齊教練一起時養成的習慣,韋斯特對此相當欽佩,他知道一個nBA主教練必須有著鋼鐵般的體魄,才能承受巨大的工作壓力。
在1988-1989賽季,鮑比-貝爾曼幾乎一個人承擔了教練組的全部工作。
正如他自己所說,他已經將一切奉獻給了籃球,和籃球結了婚,生活中不再有其他事。
韋斯特到下午會和貝爾曼一起聊天,看看比賽錄像,交流一下籃球方面的想法。
順便貝爾曼帶著韋斯特熟悉一下波特蘭的方方面面,有時候他們會帶著彼得洛維奇和迪瓦茨一起。
韋斯特從一次次的接觸交流中發現,貝爾曼是個非常獨特的教練,他執教的思路和大部分nBA教練截然不同。
貝爾曼非常看重數據,看重效率,看重長期數據統計帶來的結果。
他對具體的戰術套路興趣不是特別大,他認為這是在大學時,一個職業球員應該掌握的。
到了職業聯賽,教練應該站在更高的高度去建設一支球隊,而不是把時間浪費在套路打磨上。
“但套路和賽前的細節準備是必不可少的,這點你在傑克博士身上應該學到不少吧。”韋斯特說。
傑克-拉姆齊一直都是聯盟中戰術準備最充分,最詳盡的教練之一。
貝爾曼點點頭,道:“是的,我沒有傑克博士的淵博和臨場指揮能力,不然西決我們不會輸的。”
上個賽季在沒有了德雷克斯勒的情況下,開拓者下滑並不厲害,依舊保持了很強的競爭力。
貝爾曼的整體規劃絕對功不可沒,不過他看重數據的風格,導致很多教練無法理解他的思路,自然沒辦法和他打配合。
韋斯特原本有想過實在找不到合適的助理教練人選,他就親自出馬,像1982年輔助萊利那樣,扶貝爾曼一把。
可是在交流溝通一段時間後,韋斯特發現自己做不到,他第一次接觸貝爾曼這樣的風格。
韋斯特問貝爾曼,他明明是傳統大學出身,蒂格-菲爾普斯教練的高足,為什麼走上了一條“邪路”。
貝爾曼笑了笑,說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他通過賭博認識到數據的威力,只要樣本夠多,高概率事件最終會給你回報。
一個就是因為阿甘。
“你執教過阿甘就知道,他可以幫你解決大部分細枝末節的問題,讓伱可以去思考更高的東西。或者說,他在迫使你去做一個大腦應該做的事,去做戰略的規劃,因為他把球隊贏球。”
這不是韋斯特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論調了,之前在巴克沃爾特、格里克曼那裡都有類似說法。
韋斯特好奇心越發熾烈,阿甘到底是個什麼樣的球員,難道說四年來自己對他反覆研究,看到的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在海面之下,其實隱藏著冰山更大的部分。
韋斯特對此並不是很相信,因為他自己是球員出身,而且是實力非常強的歷史級巨星。
他知道教練對球員的重要性,比賽內外,再優秀的球員也離不開教練的指導,這是個人的侷限性。
你總會有一些東西自己看不到,需要其他人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