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誰與歸 作品
第五百八十一章 輕徭薄賦害窮民，與民休息多虛耗(第2頁)
不用人勸，李如松自己就開始讀書了，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現在李如松學會了賤儒的手段。
引漢書所云，就是證明這種現象，自古就存在。
“豪民越強越兼，越兼越強，朝廷輕稅，則豪強恆強，反而加劇兼併之禍！”朱翊鈞讀著讀著發現李如松說的還有幾分道理。
李如松在奏疏裡的從供需角度出發，基於矛盾說，從兩個視角去觀察了這個問題，一個是自上而下，一個是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則是朝廷收的少，豪民收得多，那豪民一定會比朝廷強，那朝廷還想管豪民，就是無稽之談；
而自下而上，則是從供需角度去考慮，朝廷的稅太輕，豪民就可以把地租賃給更多的佃戶，你不幹有的是人乾的基本邏輯形成，豪民的議價能力變強，而家丁奴僕的實力也在增強，強人身依附關係建立，地主從一塊土地上的朘剝量增加，豪民聚斂速度增加。
李如松將自己的觀點闡述之後，提供了論據。
自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入寇京畿，保定府建圩牆以自保以來，朝廷能收到的稅累年減少，本來是地方衙門的苛捐雜稅，都被圩主們收走了，而圩主們兼併之數，超過了過往一百七十年的兼併總和，最終才導致了把人堆肥這種慘劇的發生。
“輕徭薄賦害窮民，與民休息多虛耗。”朱翊鈞第一次聽說這樣的觀點，但是他發現李如松說的很有道理。
李如松這本奏疏，從現象到問題，再到原因，再到解決辦法都提了出來，公五，民四，地主一，就是李如松給出的辦法。
加稅，只要朝廷狠下心來加稅，兼併問題就會得到極大的緩解。
“先生這是搗什麼亂啊，他居然在浮票裡表示了贊同！”朱翊鈞看著張居正的浮票，眉頭緊鎖。
馮保十分確信的說道：“先生對於賤儒攻訐振武之事，極為不滿，先生不滿，這加稅就是在刨根，朝堂財用日足，清丈、普查丁口相繼完成，將丁口攤入田畝之中，釐清稅賦，而且先生一直想推行一條鞭法，這也是財稅的革故鼎新。”
“加稅，加來加去，最後還是加到小民頭上，不加。”朱翊鈞看著手中的奏疏，李如松說得再也有道理，也不能輕易加稅，因為都是給窮民苦力增加生活負擔。
“陛下，先生也說了，那都是加稅加的不夠多。”馮保試探性的說道。
佃戶的勞動是有極限的，如果朝廷要五成，鄉賢縉紳還要五成，超過佃戶生活所需的極限時，佃戶自然要求豪民減租，豪民不減租怎麼辦？高陽何氏的滅門慘案就是例子，這就是加稅加的不夠多的邏輯。
這也是五成這個標準的由來，當豪民從土地中無法朘剝足夠的財富時候，土地的收益就會大幅度的降低，這個時候豪民兼併的慾望就會直線下降，轉而看向手工作坊，更大規模的生產就會出現。
“先生還說，要把各地常平倉納入考成，對糧價進行考成，對糧食的價格進行嚴格限制，減少糧食的收益，這樣糧食才能四通八達。”馮保進一步解釋了張居正對李如松奏疏的補充。
常平倉自漢代就有，是為了調解糧價，儲糧備荒備災，以供應官民所需設立的糧倉，而將常平倉的運作納入考成法，讓糧食的價格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減少土地的產出，這樣一來，反而抑制了兼併，促進了糧食生產。
這是基於大明現狀的政策，兼無可兼，並無可並的局面，當糧食的收益較低時候，糧食的交換價值大幅度下降，其使用價值就會得到突顯，而田畝也會自然而然的從豪民流向小民，種出來的糧食才能到人的肚子裡。
“先生還真的是讀書人啊，加稅、降低糧價，雙管齊下，這麼搞的話，民亂四起。”朱翊鈞撇了撇嘴，拿起了硃筆，否定了李如松的奏疏，也否定了張居正的意見。
李如松這本奏疏是一句也沒提朝官對他的攻訐，但字字句句都在反擊，他在刨根，刨勢要豪右的根兒。
土地是這些出身勢要豪右、鄉賢縉紳的命根子，李如松就是奔著朝官的要害去的。
張居正在表達自己的憤怒，富國強兵，是張居正新政的核心內容，對於李如松如此攻訐，是對新政的挑釁。
這些看似合理的話，其實都是在表達態度而已，而不是為了真正的推行。
這麼大的事兒，張居正就貼了一張浮票，其實就是知道皇帝不會同意，才會如此建議，張居正教過朱翊鈞，一個政令如果他看起來十分的完美，那麼它一定非常的危險，朝廷加稅，看起來簡單直接，而且方方面面都很好，那就十分危險了。
那麼，加稅的代價是什麼？
大明也有加稅的典型案例，徵三餉，徵三餉就是的結果就是：驅民以為賊也，又何平賊之有！
一個古怪的循環出現了，天災人禍，內憂外患之下，帝國的財用大虧，蠻夷起於四野，流寇荼毒天下，朝廷無銀無糧，無法組建軍隊安定江山社稷，只能加徵三餉，結果就是把良善的百姓逼上梁山，逼到落草為寇。
為安定天下加派，加派逼民為寇，天下更加動盪，需要更多的加派，如此一來，惡性循環建立。
萬曆四十六年開始徵遼餉，崇禎十年開始加征剿餉、崇禎十二年餉盡而賊未平，再加練餉，崇禎十年和崇禎十二年的時候，楊嗣昌對崇禎皇帝說：百畝只增銀三四錢，稍抑兼併耳！
楊嗣昌的邏輯也是如此，加稅減少兼併。
一切設想都是極好的，加的稅也不多，但大明朝的確是這樣的，朝廷開徵三餉後，各地各級衙門，是決計不會放過這個搭車搜刮的機會，暗為加派者，不知幾百千萬。
所以，加稅其實就是張居正威脅朝臣們的一個辦法，也就是嚇唬嚇唬這些個朝官而已。
大明現在的暴力被完全掌控在皇帝陛下手中，這是張居正最想要看到的局面，而且陛下勵精圖治，已經能夠順暢的行使手裡的皇權，那麼這個局面就容不得半點破壞。
你攻訐強兵，我就鼓譟加稅，主打一個互相傷害。
民亂，首當其衝的就是那些個鄉賢縉紳、勢要豪右，傳導到皇帝這頭兒，那已經是天下危亡的局面了。
張居正的提議，很快就被朝官們所知曉，大家立刻都選擇了噤聲，攻訐李如松的聲音立刻就煙消雲散了，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張居正向來說到做到，他真的幹得出來！
當知道皇帝陛下否決了這份奏疏後，朝官們對皇帝陛下歌功頌德了起來。
因為平定圩寨的風波慢慢平止，只有賤儒受傷的世界達成了。
林輔成和李贄兩個自由派的魁首，在很多人看來，就是僭越了自由這杆大旗，讒言媚上，換取了自己的利益，在這些人看來，自由是不應該討論階級的，自由一定要否認階級，才是自由。
林輔成和李贄，從旗手變成了叛徒，令人唏噓不已的同時，這個有限自由派的規模越來越大了，連那遷徙入京的富戶中的豪奢戶紈絝弟子姚光銘，都成了這個學派的擁躉，跟著林輔成和李贄前往了草原。
引漢書所云，就是證明這種現象，自古就存在。
“豪民越強越兼，越兼越強，朝廷輕稅，則豪強恆強，反而加劇兼併之禍！”朱翊鈞讀著讀著發現李如松說的還有幾分道理。
李如松在奏疏裡的從供需角度出發，基於矛盾說，從兩個視角去觀察了這個問題，一個是自上而下，一個是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則是朝廷收的少，豪民收得多，那豪民一定會比朝廷強，那朝廷還想管豪民，就是無稽之談；
而自下而上，則是從供需角度去考慮，朝廷的稅太輕，豪民就可以把地租賃給更多的佃戶，你不幹有的是人乾的基本邏輯形成，豪民的議價能力變強，而家丁奴僕的實力也在增強，強人身依附關係建立，地主從一塊土地上的朘剝量增加，豪民聚斂速度增加。
李如松將自己的觀點闡述之後，提供了論據。
自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入寇京畿，保定府建圩牆以自保以來，朝廷能收到的稅累年減少，本來是地方衙門的苛捐雜稅，都被圩主們收走了，而圩主們兼併之數，超過了過往一百七十年的兼併總和，最終才導致了把人堆肥這種慘劇的發生。
“輕徭薄賦害窮民，與民休息多虛耗。”朱翊鈞第一次聽說這樣的觀點，但是他發現李如松說的很有道理。
李如松這本奏疏，從現象到問題，再到原因，再到解決辦法都提了出來，公五，民四，地主一，就是李如松給出的辦法。
加稅，只要朝廷狠下心來加稅，兼併問題就會得到極大的緩解。
“先生這是搗什麼亂啊，他居然在浮票裡表示了贊同！”朱翊鈞看著張居正的浮票，眉頭緊鎖。
馮保十分確信的說道：“先生對於賤儒攻訐振武之事，極為不滿，先生不滿，這加稅就是在刨根，朝堂財用日足，清丈、普查丁口相繼完成，將丁口攤入田畝之中，釐清稅賦，而且先生一直想推行一條鞭法，這也是財稅的革故鼎新。”
“加稅，加來加去，最後還是加到小民頭上，不加。”朱翊鈞看著手中的奏疏，李如松說得再也有道理，也不能輕易加稅，因為都是給窮民苦力增加生活負擔。
“陛下，先生也說了，那都是加稅加的不夠多。”馮保試探性的說道。
佃戶的勞動是有極限的，如果朝廷要五成，鄉賢縉紳還要五成，超過佃戶生活所需的極限時，佃戶自然要求豪民減租，豪民不減租怎麼辦？高陽何氏的滅門慘案就是例子，這就是加稅加的不夠多的邏輯。
這也是五成這個標準的由來，當豪民從土地中無法朘剝足夠的財富時候，土地的收益就會大幅度的降低，這個時候豪民兼併的慾望就會直線下降，轉而看向手工作坊，更大規模的生產就會出現。
“先生還說，要把各地常平倉納入考成，對糧價進行考成，對糧食的價格進行嚴格限制，減少糧食的收益，這樣糧食才能四通八達。”馮保進一步解釋了張居正對李如松奏疏的補充。
常平倉自漢代就有，是為了調解糧價，儲糧備荒備災，以供應官民所需設立的糧倉，而將常平倉的運作納入考成法，讓糧食的價格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減少土地的產出，這樣一來，反而抑制了兼併，促進了糧食生產。
這是基於大明現狀的政策，兼無可兼，並無可並的局面，當糧食的收益較低時候，糧食的交換價值大幅度下降，其使用價值就會得到突顯，而田畝也會自然而然的從豪民流向小民，種出來的糧食才能到人的肚子裡。
“先生還真的是讀書人啊，加稅、降低糧價，雙管齊下，這麼搞的話，民亂四起。”朱翊鈞撇了撇嘴，拿起了硃筆，否定了李如松的奏疏，也否定了張居正的意見。
李如松這本奏疏是一句也沒提朝官對他的攻訐，但字字句句都在反擊，他在刨根，刨勢要豪右的根兒。
土地是這些出身勢要豪右、鄉賢縉紳的命根子，李如松就是奔著朝官的要害去的。
張居正在表達自己的憤怒，富國強兵，是張居正新政的核心內容，對於李如松如此攻訐，是對新政的挑釁。
這些看似合理的話，其實都是在表達態度而已，而不是為了真正的推行。
這麼大的事兒，張居正就貼了一張浮票，其實就是知道皇帝不會同意，才會如此建議，張居正教過朱翊鈞，一個政令如果他看起來十分的完美，那麼它一定非常的危險，朝廷加稅，看起來簡單直接，而且方方面面都很好，那就十分危險了。
那麼，加稅的代價是什麼？
大明也有加稅的典型案例，徵三餉，徵三餉就是的結果就是：驅民以為賊也，又何平賊之有！
一個古怪的循環出現了，天災人禍，內憂外患之下，帝國的財用大虧，蠻夷起於四野，流寇荼毒天下，朝廷無銀無糧，無法組建軍隊安定江山社稷，只能加徵三餉，結果就是把良善的百姓逼上梁山，逼到落草為寇。
為安定天下加派，加派逼民為寇，天下更加動盪，需要更多的加派，如此一來，惡性循環建立。
萬曆四十六年開始徵遼餉，崇禎十年開始加征剿餉、崇禎十二年餉盡而賊未平，再加練餉，崇禎十年和崇禎十二年的時候，楊嗣昌對崇禎皇帝說：百畝只增銀三四錢，稍抑兼併耳！
楊嗣昌的邏輯也是如此，加稅減少兼併。
一切設想都是極好的，加的稅也不多，但大明朝的確是這樣的，朝廷開徵三餉後，各地各級衙門，是決計不會放過這個搭車搜刮的機會，暗為加派者，不知幾百千萬。
所以，加稅其實就是張居正威脅朝臣們的一個辦法，也就是嚇唬嚇唬這些個朝官而已。
大明現在的暴力被完全掌控在皇帝陛下手中，這是張居正最想要看到的局面，而且陛下勵精圖治，已經能夠順暢的行使手裡的皇權，那麼這個局面就容不得半點破壞。
你攻訐強兵，我就鼓譟加稅，主打一個互相傷害。
民亂，首當其衝的就是那些個鄉賢縉紳、勢要豪右，傳導到皇帝這頭兒，那已經是天下危亡的局面了。
張居正的提議，很快就被朝官們所知曉，大家立刻都選擇了噤聲，攻訐李如松的聲音立刻就煙消雲散了，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張居正向來說到做到，他真的幹得出來！
當知道皇帝陛下否決了這份奏疏後，朝官們對皇帝陛下歌功頌德了起來。
因為平定圩寨的風波慢慢平止，只有賤儒受傷的世界達成了。
林輔成和李贄兩個自由派的魁首，在很多人看來，就是僭越了自由這杆大旗，讒言媚上，換取了自己的利益，在這些人看來，自由是不應該討論階級的，自由一定要否認階級，才是自由。
林輔成和李贄，從旗手變成了叛徒，令人唏噓不已的同時，這個有限自由派的規模越來越大了，連那遷徙入京的富戶中的豪奢戶紈絝弟子姚光銘，都成了這個學派的擁躉，跟著林輔成和李贄前往了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