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誰與歸 作品
第五百六十五章 百姓日用方是道
朱翊鈞並不是一個聽不進去一點意見的獨裁者,否則的話,林輔成這種整日裡對著朝政指指點點的人,早就被人給封喉了,哪裡輪得到他喋喋不休?
林輔成一直十分謹慎的在紅線的邊緣徘徊。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你人不在那個位置上,不知道要面對的是怎樣的困難,指出問題當然可以,但是你非要對具體的政令做出規劃,那可以走科舉仕途的路線,一步一步爬到最高的位置。
一如張居正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那般,對國朝的命運做出規劃來。
張居正這麼一個鮮活的例子在這裡擺著。
朱翊鈞最後看了一眼李贄,這次入京看起來對他打擊還是蠻大的,整個人都有點失魂落魄的感覺。
一個紈絝公子,把他李贄噴的啞口無言,讓李贄有點懷疑人生,他覺得京堂果然是臥虎藏龍!
黃公子、王公子那是一般人?一個背靠大將軍府、一個背靠次輔刑部尚書父親,那都不是一般人,而且這二位能言善辯,也是京師人人皆知之事,能舌戰群儒而不弱於下風,在多次聚談中出盡了風頭的林輔成,都不是黃公子的對手。
黃公子哪裡是什麼紈絝子弟,分明就是勇士挑戰大魔王的那個魔王本身,魔王不僅不呆在宮裡,不設立各種層層級級的挑戰,讓勇士在挑戰的路上獲得戰友、裝備,而是直接堵在新手村門前大殺四方,那自然是百戰不殆了,也多少有點不講武德。
“把這個李贄的過往查一下,送到宮中來。”朱翊鈞對著緹帥趙夢祐交待了一下,一天,大明皇帝要知道這個李贄的全部信息,三分鐘那就有點太難為人了。
趙夢祐領命,交待給了提刑千戶,李贄這樣的山人,還輪不到趙夢祐親自出馬。
李贄、林輔成這類的自由派出現非常正常,因為大明的經濟結構正在悄然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以五大市舶司為主,林輔成是松江府人,李贄是泉州人,他們都在開海的最前沿,在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中,思考大明應當何去何從。
國朝經濟結構在變化,社會結構也因此而急劇變化,社會就會向轉型邁進,這轉型的時間裡,大明上下都在思考制度的改變,大思辨的浪潮中,一定會湧現出各種各樣的人物,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李贄聽聞了京師的聚談之風,不來才怪。
這種沒有任何底線,沒有任何規則的聚談其實非常危險,會撕裂整個大明的各個集體,而後圍繞著各種主張爭鬥不止,而自由派是最先湧現的,因為他們的膽子最大,最是沒有約束,最是追求打破陳規舊俗,最是敢於質疑,並且敢於表達。
朱翊鈞看熱鬧,甚至親自下場把勇士們堵在了新手村,其實是在立規矩,規矩就是你發現問題、表達意見可以,但不可以對政策指手畫腳,以一種我絕對正確的姿態攻擊朝堂的政令,並且做出進一步讓大明局勢惡化的行徑。
以李贄的這次聚談主張為例,他拋出了一個暴論,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而後不停的鼓譟這種暴論,讓越來越多的人相信,讓越來越多的人支持,最後成為一股影響朝廷政令的合力。
沒有代表就不納稅,那朝中沒有窮民苦力的代表,窮民苦力就不必納稅了,這看起來非常的美好,但是張冠李戴、冒名頂替,那些個階級在窮民苦力之上的人,就會把窮民苦力的定義搶走,因為沒有規矩,就會更加肆無忌憚的向下朘剝。
這在大明是已經在發生的事兒,不是朱翊鈞在杞人憂天,大明國初,在各府設有大量的養濟院,還有官舍,用來安置走投無路的遊民度過嚴冬,但是這些養濟院,這些官舍,都被一些人給佔據了,他們明明掌握了大量的資源,卻仍要貪圖窮民苦力那點活命的糧食,斷絕他們最後的希望。
朱翊鈞回到了宮裡,李贄的個人履歷已經擺在了朱翊鈞的御案之前,李贄在入京前的寫的所有文章也放在了皇帝的面前。
李贄已經不年輕了,嘉靖六年出生,現年已經五十六歲了,也就比張居正小兩歲而已,五十六歲的他是一個山人,而張居正在十一年前,四十七歲的時候,就已經是帝國首輔了。
李贄和張居正都是大明的讀書人,他們都走進了科舉這個舞臺,李贄在二十二歲才成為秀才,二十六歲成為了舉人,但李贄沒有考中進士,和海瑞一樣成為了一名教諭,李贄任教諭那年是嘉靖三十六年,到萬曆九年,在雲南姚安知府的位置上致仕。
“先做官,後做和尚,也沒什麼稀奇的。”朱翊鈞看著李贄的生平,發現相比較海瑞抬著棺材上諫的骨鯁,張居正以丞相攝政試圖挽天傾相比,李贄為官的政績,並不突出,不是不突出,是籍籍無名之輩,幾年考評都算不上太好。
站在朱翊鈞皇帝的立場上去看,李贄沒能在官場上捲上來。
從雲南姚安知府致仕之後,李贄住在耿定向的弟弟耿定理家中,耿定向非常不喜歡李贄的離經叛道,所以在耿定理病重後,李贄搬到了麻城,而後回到了泉州,再從泉州來到了京師。
京師聚談之風極盛,李贄入京聚談也是為了自己的主張,屬於他李贄的自由論。
在十二歲的時候,李贄就開始批評孔子了,或者說李贄從來就是那種不怎麼願意被規矩束縛的人。
他這種人在官場上不討喜,因為官場是個規矩大於天的地方,不守規矩只能閉門自若的李贄仕途自然不順。
“老農老圃論。”朱翊鈞看到了李贄十二歲時候評價孔子的話。
老農老圃,出自《論語·子路》。
孔子的弟子樊遲請學種地,孔子說:我不如老農;樊遲再請學如何種菜,孔子說:我不如菜農;
等到樊遲離開後,孔子對弟子們說: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遲小人,上位者好禮,則沒有百姓敢不恭敬,上好道義,則沒有百姓敢不服從;上好成行,則沒有百姓敢不誠實,只要用禮義信,那麼四方百姓就會揹著襁褓裡的孩子來投奔,哪裡需要用到種地的呢?
這和孟子用分工駁斥農學的道理是殊途同歸的,儒家追求的大同世界是個等級森嚴的世界,各自做好各自的事兒。
‘賢者與民並耕’是農學許行的主張,而孟子用分工駁斥了許行。
在孔孟之道中,禮大於一切,那麼皇帝每年春天的時候,在祭祀春神的時候,推一下犁,意思意思就行了,表示一種共同參與的態度即可。
朱翊鈞親事農桑是非常離經叛道的行為,當初沒鬧出亂子來,是大家都覺得十歲的孩子在胡鬧罷了,當時滿朝士大夫就找不出一個會種地的,還是張居正撈到了一個在京師活動的徐貞明,送到了皇帝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