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誰與歸 作品
第一百六十六章 你去把唐僧師徒除掉(第2頁)
如此擺爛到了嘉靖年間，老道士行新政新法，再開滇銅鑄錢，但是很快就發現，根本就是杯水車薪，缺銅就是缺銅。
雲南滇銅在宋時就已經發現，但是從雲南運抵腹地，太過於昂貴了。
在元文宗天曆年間，元文宗下旨開礦，滇銅一年不過兩千斤，明初在雲南設立官廠開礦挖銅，年產不過萬餘斤，宣德年間廢置雲南官礦。
嘉靖年間新政錢法鑄錢，雲南滇銅產量增加到了一年十五萬斤，也就是二百四十萬兩，2400萬錢，而一枚嘉靖通寶重1.25錢，一共可以鑄錢1920萬枚，約為兩萬貫。
滇銅產量飆升在韃清朝的雍正年間，從雍正四年起，滇銅的產量一路飆升到了650萬斤，而後在乾隆三年達到了歷史巔峰的1000萬斤。
“銅荒能通過海貿解決嗎？”朱翊鈞遇事不決就開海。
“短時間內並沒什麼效果。”張居正搖了搖頭，二百四十萬兩銅等於兩萬兩白銀，海面上的船實在是太少了，銅料貿易的利潤和風險，還是不對等的。
大明窘境，鈔法已經失去了廣泛的民意基礎，而錢法卻因為銅礦的產量和成本，無法大規模的生產，除了缺銅之外，大明也缺銀子，大明一年銀礦產量不過十萬兩，6250斤。
戶科給事中周良寅就非常反對，這是個賠錢的買賣，朝廷給一兩銀子，卻換不來一貫銅錢，為何要採銅呢？可是朝廷不鑄錢，小民用什麼呢？
“那先生以為行鈔法還是行錢法，看戶部衙門也在爭吵這個問題。”朱翊鈞詢問著朝中政令的改動方向。
反正到戶部上書的時候，張居正也要貼浮票，不如當面交流。
“陛下，鈔法和錢法並不是完全對立的，而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錢法要有，鈔法也要有，如果將其完全對立來看，就是片面的，有了錢法，才能有鈔法，這個相輔相成的過程，也是事物發展的規律。”張居正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將鈔法和錢法對立去看待，是不符合矛盾說的。
“先生所言如同醍醐灌頂。”朱翊鈞頗為肯定的說道：“錢法和鈔法對立而統一，果然符合先生的學說，戶部的爭論，看起來是浪費時間，是對矛盾說掌握的不夠充分，思考問題太過於片面導致的。”
“前段時間，朕說以先生註解四書五經為天下官式，推行天下百官熟讀矛盾說，先生還不肯。”
“看來，非常有必要。”
錢法是鈔法的基礎，沒有大量的銀幣銅幣，推行錢法就是在竭澤民脂民膏，哪怕是洪武年間規定，一貫鈔可以換一兩銀，但是朝廷根本沒有那麼多的白銀兌付，這是鈔法敗壞的根本，大量濫發，再加上權豪們私刻，最終導致了鈔法徹底敗壞。
而鈔法是錢法補充，在大宗貿易中，動輒幾萬兩白銀的貿易，用銀幣、白銀去交易，風險大、週期長而且極其不方便，這也是大明小農經濟蛻變的重要阻力。
所以，錢法和鈔法不總是對立的，而是對立且統一的辯證關係，如何推行政令，就要考驗施政者的能力了。
不是說，下令鑄造銀幣，然後就有了銀幣，白銀從哪裡來，銀匠從那裡來，鑄銀幣採用軋印還是鑄造等等，都是要解決的問題。
“陛下謬讚。”張居正清楚的知道，陛下的矛盾說造詣並不差，陛下看待錢法和鈔法的態度和他是一致的。
張居正斟酌了一番開口說道：“其實永樂年間，滇銅曾經通過紅河入交趾，海運入南衙，但是紅河不適合河運，而後雲南地方有司，利用長江運輸，若是想要擴大滇銅產量，是可行的，責令雲南布政司多開銅山便是。”
“一紙政令就可以？”朱翊鈞有些不確信的說道。
這不是碧波潭老龍王的女婿九頭蟲，對著奔波霸說:“你去把唐僧師徒除掉”一樣的不切實際嗎？
張居正俯首說道：“是的，一紙政令就可以，嘉靖七年的時候，也是一紙政令，在黔國公府的支持下，雲南開始開銅山，短短兩年，就從萬斤，增長到了十五萬斤，時至今日，每年有十五萬斤滇銅入南衙漕運入京。”
“但是後來朝中反對言利的風力輿論之下，也就止步於此了。”
“按照當初內閣學士桂萼的想法，朝廷一年至少要四百萬斤的銅料，而天下最少要一千萬斤的銅料，也就是三十億以上的銅錢，才能供給萬民所需。”
“桂萼因為言利被彈劾致仕，而後重新啟用，再到次年，告老還鄉。”
張居正介紹著嘉靖七年到九年的錢法新政，桂萼認為滇銅一年產量在一千萬斤以上，才能滿足大明所需。錢是百貨之溝渠，沒有錢財，大明的財稅就是稀裡糊塗的一筆爛賬。
桂萼很快就因為言利被彈劾致仕了。
對於朝廷是否言利，在嘉靖年間，仍然是不應言利穩穩的佔據了上風，畢竟那時候大明國朝的財政狀況還算良好，西北俺答汗還沒入寇京畿，東南還沒有倭患，所以鑄錢這件事，也就到兩萬貫為止了。
但是到了萬曆年間，朝廷言利變成了政治正確，嘉靖七年到嘉靖二十年，朝廷還能養得起宗室，萬曆年間，就只能讓宗室郡王以下，自謀生路去了。
問就是沒錢，窮鬧得。
隨著清丈還田、擴大稅基、月港市舶司和松江市舶司抽分、稽稅追欠、六冊一賬的推行，大明的國稅已經肉眼可見的變好了，畢竟現在連內帑都堆滿了銀子，皇帝豪橫一人三兩銀子作為額外的恩賞，給參與此次大寧衛之戰的軍士。
萬曆二年年末，禮部為了鰲山燈火，可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就為了熱鬧熱鬧，費盡了心思。
國稅狀況變好後，不應言利的風力輿論，有了再起的架勢。
雲南有個沐王府，就是高皇帝朱元璋義子沐英的黔國公府，民間普遍把黔國公府稱呼為沐王府，兩百多年來，黔國公府在雲南，具有典型的諸侯國特性，但是黔國公府自始至終，從沒有違逆朝廷政令。
黔國公府喜歡兼併，一個國公府有兩萬多頃的地，徐階一輩子就搞了二十四萬畝地，2400頃，黔國公府是徐階的十倍，但是朝廷都是充耳不聞。
只要黔國公府仍然遵循大明號令，那就是大明西南穩定的基石，是大明西南方向的柱石，這是朝廷和黔國公府的默契。
這就有了差距，黔國公府在西南近兩百年，沒搞出什麼么蛾子來，西北晉黨，用了短短十幾年，就給大明小刀拉大腚，好好的開了開眼，給皇帝結結實實的上了一課，禮樂征伐、慶賞威罰自諸侯出，是何等可怕的後果。
所以，在滇銅這件事上，真的就只需要一紙政令就可以了。雲南不是西北，黔國公府不是晉黨。
因為雲南真的太窮了，當地也需要一個支出產業來維持生計，大明腹地有的兼併，土地矛盾，雲南也有，而且問題也很嚴重，如何安置這些失地的佃戶，對於雲南布政司和黔國公府也是一個考驗，但是礙於朝中不能言利、君子恥於言利的政治正確，雲南地方也是無法開口。
雲南滇銅在宋時就已經發現，但是從雲南運抵腹地，太過於昂貴了。
在元文宗天曆年間，元文宗下旨開礦，滇銅一年不過兩千斤，明初在雲南設立官廠開礦挖銅，年產不過萬餘斤，宣德年間廢置雲南官礦。
嘉靖年間新政錢法鑄錢，雲南滇銅產量增加到了一年十五萬斤，也就是二百四十萬兩，2400萬錢，而一枚嘉靖通寶重1.25錢，一共可以鑄錢1920萬枚，約為兩萬貫。
滇銅產量飆升在韃清朝的雍正年間，從雍正四年起，滇銅的產量一路飆升到了650萬斤，而後在乾隆三年達到了歷史巔峰的1000萬斤。
“銅荒能通過海貿解決嗎？”朱翊鈞遇事不決就開海。
“短時間內並沒什麼效果。”張居正搖了搖頭，二百四十萬兩銅等於兩萬兩白銀，海面上的船實在是太少了，銅料貿易的利潤和風險，還是不對等的。
大明窘境，鈔法已經失去了廣泛的民意基礎，而錢法卻因為銅礦的產量和成本，無法大規模的生產，除了缺銅之外，大明也缺銀子，大明一年銀礦產量不過十萬兩，6250斤。
戶科給事中周良寅就非常反對，這是個賠錢的買賣，朝廷給一兩銀子，卻換不來一貫銅錢，為何要採銅呢？可是朝廷不鑄錢，小民用什麼呢？
“那先生以為行鈔法還是行錢法，看戶部衙門也在爭吵這個問題。”朱翊鈞詢問著朝中政令的改動方向。
反正到戶部上書的時候，張居正也要貼浮票，不如當面交流。
“陛下，鈔法和錢法並不是完全對立的，而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錢法要有，鈔法也要有，如果將其完全對立來看，就是片面的，有了錢法，才能有鈔法，這個相輔相成的過程，也是事物發展的規律。”張居正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將鈔法和錢法對立去看待，是不符合矛盾說的。
“先生所言如同醍醐灌頂。”朱翊鈞頗為肯定的說道：“錢法和鈔法對立而統一，果然符合先生的學說，戶部的爭論，看起來是浪費時間，是對矛盾說掌握的不夠充分，思考問題太過於片面導致的。”
“前段時間，朕說以先生註解四書五經為天下官式，推行天下百官熟讀矛盾說，先生還不肯。”
“看來，非常有必要。”
錢法是鈔法的基礎，沒有大量的銀幣銅幣，推行錢法就是在竭澤民脂民膏，哪怕是洪武年間規定，一貫鈔可以換一兩銀，但是朝廷根本沒有那麼多的白銀兌付，這是鈔法敗壞的根本，大量濫發，再加上權豪們私刻，最終導致了鈔法徹底敗壞。
而鈔法是錢法補充，在大宗貿易中，動輒幾萬兩白銀的貿易，用銀幣、白銀去交易，風險大、週期長而且極其不方便，這也是大明小農經濟蛻變的重要阻力。
所以，錢法和鈔法不總是對立的，而是對立且統一的辯證關係，如何推行政令，就要考驗施政者的能力了。
不是說，下令鑄造銀幣，然後就有了銀幣，白銀從哪裡來，銀匠從那裡來，鑄銀幣採用軋印還是鑄造等等，都是要解決的問題。
“陛下謬讚。”張居正清楚的知道，陛下的矛盾說造詣並不差，陛下看待錢法和鈔法的態度和他是一致的。
張居正斟酌了一番開口說道：“其實永樂年間，滇銅曾經通過紅河入交趾，海運入南衙，但是紅河不適合河運，而後雲南地方有司，利用長江運輸，若是想要擴大滇銅產量，是可行的，責令雲南布政司多開銅山便是。”
“一紙政令就可以？”朱翊鈞有些不確信的說道。
這不是碧波潭老龍王的女婿九頭蟲，對著奔波霸說:“你去把唐僧師徒除掉”一樣的不切實際嗎？
張居正俯首說道：“是的，一紙政令就可以，嘉靖七年的時候，也是一紙政令，在黔國公府的支持下，雲南開始開銅山，短短兩年，就從萬斤，增長到了十五萬斤，時至今日，每年有十五萬斤滇銅入南衙漕運入京。”
“但是後來朝中反對言利的風力輿論之下，也就止步於此了。”
“按照當初內閣學士桂萼的想法，朝廷一年至少要四百萬斤的銅料，而天下最少要一千萬斤的銅料，也就是三十億以上的銅錢，才能供給萬民所需。”
“桂萼因為言利被彈劾致仕，而後重新啟用，再到次年，告老還鄉。”
張居正介紹著嘉靖七年到九年的錢法新政，桂萼認為滇銅一年產量在一千萬斤以上，才能滿足大明所需。錢是百貨之溝渠，沒有錢財，大明的財稅就是稀裡糊塗的一筆爛賬。
桂萼很快就因為言利被彈劾致仕了。
對於朝廷是否言利，在嘉靖年間，仍然是不應言利穩穩的佔據了上風，畢竟那時候大明國朝的財政狀況還算良好，西北俺答汗還沒入寇京畿，東南還沒有倭患，所以鑄錢這件事，也就到兩萬貫為止了。
但是到了萬曆年間，朝廷言利變成了政治正確，嘉靖七年到嘉靖二十年，朝廷還能養得起宗室，萬曆年間，就只能讓宗室郡王以下，自謀生路去了。
問就是沒錢，窮鬧得。
隨著清丈還田、擴大稅基、月港市舶司和松江市舶司抽分、稽稅追欠、六冊一賬的推行，大明的國稅已經肉眼可見的變好了，畢竟現在連內帑都堆滿了銀子，皇帝豪橫一人三兩銀子作為額外的恩賞，給參與此次大寧衛之戰的軍士。
萬曆二年年末，禮部為了鰲山燈火，可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就為了熱鬧熱鬧，費盡了心思。
國稅狀況變好後，不應言利的風力輿論，有了再起的架勢。
雲南有個沐王府，就是高皇帝朱元璋義子沐英的黔國公府，民間普遍把黔國公府稱呼為沐王府，兩百多年來，黔國公府在雲南，具有典型的諸侯國特性，但是黔國公府自始至終，從沒有違逆朝廷政令。
黔國公府喜歡兼併，一個國公府有兩萬多頃的地，徐階一輩子就搞了二十四萬畝地，2400頃，黔國公府是徐階的十倍，但是朝廷都是充耳不聞。
只要黔國公府仍然遵循大明號令，那就是大明西南穩定的基石，是大明西南方向的柱石，這是朝廷和黔國公府的默契。
這就有了差距，黔國公府在西南近兩百年，沒搞出什麼么蛾子來，西北晉黨，用了短短十幾年，就給大明小刀拉大腚，好好的開了開眼，給皇帝結結實實的上了一課，禮樂征伐、慶賞威罰自諸侯出，是何等可怕的後果。
所以，在滇銅這件事上，真的就只需要一紙政令就可以了。雲南不是西北，黔國公府不是晉黨。
因為雲南真的太窮了，當地也需要一個支出產業來維持生計，大明腹地有的兼併，土地矛盾，雲南也有，而且問題也很嚴重，如何安置這些失地的佃戶，對於雲南布政司和黔國公府也是一個考驗，但是礙於朝中不能言利、君子恥於言利的政治正確，雲南地方也是無法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