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七章：高薪養廉(第3頁)

“道里費”的多少及其等次，大致為知府50兩銀子，知州35兩銀子，知縣30兩銀子。

地方朝覲官員的“盤費”，道途遠的多達100兩銀子，近的則為50兩—60兩銀子。

二是柴薪銀。這項“柴薪銀”津貼，實際上往往多於官員的月俸。

舉例說明，某人在任福建按察司僉事並出巡地方之時，一個月內，衙內諸如魚、肉、蔬菜的開支，共計銀子2兩餘。

這還不包括家眷的生活開支在內。可見，一個地方官員維持基本的生活開支是每月2兩餘銀子，一年大概需要24餘兩銀子。

這僅僅是地方官員的生活開支，若是在京城，號稱“桂玉之地”，百物皆貴，再加之各種必需的應酬開支，官員的家庭消費，明顯會高出許多。

京城官員的消費，即使頗為儉樸，也需要每年將近100兩銀子，若是不加節儉，更是高達每年600兩—700兩銀子。

又據歷史上李延昰《南吳舊話錄》的記載，稍為普通的讀書人，八口之家，在京城維持一年的生計，大致需要花費銀子50兩。很多初任官員無不陷於困頓的窘境，甚至導致“京債”的盛行。

以某些考中進士留守京師做官的人為例，他們的生計已是相當“空乏”，甚至不得不向他人“稱貸”。

至於那些在京城候選末職的官員，更是窮困潦倒，很多甚至依靠做裁縫度日。為了償還這筆債務，官員上任之後，除了“剝下”之外，只能“借庫銀以償之”。

官員貪賄索賂，甚至盤剝百姓，蓋有其因。毫無疑問，無論是窮官、冷官，還是清官，明代官員的家庭生計，僅可稱之為“清貧”，實則與普通民眾之“貧困”存在著不小的差異。

換句話說，官員生計的清貧，是一種相對的貧困化，有時甚至是文人士大夫喜歡“哭窮”的習慣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