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44章(第3頁)

還有漢文帝、景帝兩朝的重臣、御史大夫晁錯的《論貴粟疏》奏疏中的記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

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

尚覆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

《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上》上記載‘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

從這些史書的記載中就能看出被稱之為最強的文景之治在沒有天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勉強能不餓死人，更何況其他盛世、中興了。”

群臣沉默了。

盡信書不如無書這個道理他都懂，官方史學家撰寫的對各大王朝的史書記載、尤其是當朝的史學家的記載，摻雜了太多的因素在裡面。

他們能做到今天這個位置，那都是有真才實學的，自然也知曉史書的記載，只是他們沒有細想或者說主動忽略了這個事實。

經過畢自嚴引據論典的敘說，崇禎立刻就明白了畢自嚴的想法了。

“外部安寧、內部澄清就能讓百姓吃飽肚子嗎？

答案是否定的，這和耕地面積、糧食產出、天災等等有很大關係，史書的記載已經說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