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千零二章 認知難以改變(第2頁)

而這三點恰恰能很好地解釋“公知”群體高度信任西方優越而中國存在嚴重問題的現象：反差感給了他們支持“西優中劣論”的直接感官和主觀推動力；社會相對不公平對他們的人生經歷產生了直接影響，給了他們客觀推動力；思想過度自由給他們並不客觀理性的觀點生根發芽提供了客觀條件。

我們這個時代的年輕人為什麼會普遍擁有較強的國家認同感和愛國情懷？最核心的原因其實是我們成長和認識世界的這個年代恰恰是改革開放進入相對穩定時期，其紅利開始不斷出現，社會高速發展的時期，而我們是其中的直接受益者。在我們成長的這個年代，中國終於逐步趕上世界發展水平，經濟和民生水平穩步提高，互聯網、智能手機等產品開始發展，社會不公平、腐敗、官僚主義等問題被一定程度上控制，中國社會問題開始減輕，我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降低，反倒是西方遭遇了08年經濟危機、20年新冠病毒等一系列問題，所以以我們能直接感受到的更多是中國體制的優越。

但在所謂“公知”這群人開始看世界、逐步成長並形成他們的價值觀、世界觀和思想的時候，很多事情卻恰恰相反：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其直接收益並不明顯，尚未能反饋到社會和個人；相反，社會猛然開放和體制變化帶來的動盪和不公平卻直接給了這群年輕的“中高端人才”的人生髮展當頭一棒。也正是因為這樣的一個時代背景，所以在成長和認識問題的過程中，他們忽視了中國的發展反饋到社會層面需要時間以及改革開放必定要經歷一個不那麼愉快的起步期這兩個客觀規律，錯誤地把中國在改革開放起步期出現的問題簡單歸結於中國的“體制問題”和“中國人、中國社會的劣根性”，盲目去接納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才形成了他們的“西優中劣論”。

事實上，他們年輕時形成的這些觀點其基礎論據是那個時代中國相對於西方世界的全面落後，而隨著中國的發展這些差距已經逐漸被中國彌補甚至超越，反倒是中國體制和民族精神的優越性逐步顯現，他們原本看似合理的觀點就失去了客觀現象的支撐，逐漸露出了破綻，而他們很多人卻依舊活在自己當年對中國的那種認知裡，拒絕改變自己的看法，所以在今天的我們眼裡才顯得這樣滑稽可笑。

不否認一定有部分公知是拿了國外錢來帶節奏的，也確實有相當一部分人成為了極端繁華分子或是移民國外拋棄了祖國，但大部分中國“自由派”人士其親西方的思想模式還是要歸結於他們對中國問題認識在宏觀背景下的主觀謬誤，提出了不客觀的觀點以及錯誤的解決方案，其出發點依然是“如何解決中國的問題“，而並非是他們腦後有反骨，從一開始就“背叛“了國家和民族。他們其實是一群很可悲的、愚蠢的人，而並不首先就是可恨的“叛徒“。現在很多人不去考慮“公知“這一群體以及他們的“西優中劣“思想出現和發展的背景，而只是簡單地把他們歸為“漢奸”“叛徒”，那也就犯了一種和他們一樣的，看待問題不客觀和極端化的錯誤了——說白了，這樣的看法和他們不過是一丘之貉而已。

至於那些純粹被利益驅使為西方做事的人，他們當然是叛徒和國賊，說是漢奸也絕不為過；但那樣的宣傳規模不可能很大，更不可能大到形成一個“漢奸“群體的情況。某國也壓根沒有在中國秘密策反這麼多人的能力。既然“公知”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廣泛出現了，那就應該考慮到他們出現的客觀原因。

這也是國家沒去禁止他們言論的原因，因為他們的觀點立根於舊時代，事實上已經失去了客觀基礎，在現在的社會不可能被廣泛接納，並沒有被禁止的必要。強制禁止它不僅會起到適得其反的作用，還會影響言論方面的公平性，加劇社會輿論和思想極端化，因此任其自然凋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