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九百九十二章 法理(第2頁)

“其實加入這兩個公約是有好處的。”林婉秋說道：“我已經決定將這個作為議案在會議上提出來了。”

差點忘了這位還是全國代表，有提案的資格：“就算做不到追索以前流失的那些，但是也可以拯救後來。比如在發生類似屈原紀念館的青銅敦失竊事件，就可以在公約框架下進行有效追索。”

“另外還有別的辦法。”李老三熟悉國際規則：“那就是雙邊互籤協議，同樣具有法律效力。”

“什麼意思？”

“就是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啊。”李老三解釋道：“並不一定非要指望聯合國，比如中日之間，中美之間，中英之間，可以簽署單獨的雙邊合作協議，共同簽署犯罪防範協議。”

“對，完全可以在兩國間簽署防止盜竊、盜掘和非法進出境文物的協定，雙方約定外交談判、國際執法合作、民事訴訟、協商、捐贈、商業回購、第三方斡旋等關於文物追索的一系列工作模式。”林婉秋得到啟發，乾脆放下咖啡杯子，在筆記本上調出一個文檔，開始敲打起文字來：“還有文物跨境流轉管理機制也需要加以約束，對於跨境借展或合作研究過程中的文物豁免問題，應充分考慮文物原屬國對文物的所有權，以及基於此延伸出來的，國家對被盜或非法出口文物不授予豁免權的權利。”

“這個不錯，不光是買賣，這樣非買賣性質的流轉，也應當考慮進去。”周至對於林婉秋思路之清晰頗感讚賞：“不能打著文化遺產交流合作、文明交流互鑑的幌子。行非法出口和流轉之實。”

“其實我覺得吧，還可以再加一點東西。”李老三說道。

“什麼東西？”

“我是從法律的原生意義這個角度來說的。”李老三說道：“法律有一項重要意義，就是促進社會價值目標的實現。”

“就是它本身要能夠促進社會對特定價值目標的追求，比如平等，比如公正，比如公共福利。”

“從這個意義上講，那麼在戰爭過程中被掠奪到海外的那些文物，即便難以通過舉證描述清楚其流失過程，尋查不到最初的犯罪分子，但是對於那些文物，其來源的‘非正當性’，是毋庸置疑的。”